此外，在长达三十余年对中国儒家典籍的研读和翻译生涯中，随着研读的深入，理雅各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他对孔子的评价就是典型一例。在“中国儒家经典”初版第一卷“序言”中，理雅各对孔子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在1893年修订版第一卷“序言”中，理雅各改变了对孔子的看法, 对孔子表达了由衷的推崇，用语也变得小心翼翼，唯恐自己的认识不够深入，表达不够准确：“希望我没有不公正地对待他。对他的性格和观点研究得越多，我就愈加敬重他。他非常伟大，总体来说，他对中国人的影响巨大而有益；而对于我们这些自称信仰基督的人而言，他的教诲也是重要的借鉴。”[4]
理雅各在西方汉学的建立与发展、在中学西渐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意义与巨大影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学术界，都已有十分广泛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此无须赘言。然而，在理雅各的“四书”“五经”译本修订出版之际，回顾与总结理雅各的中国典籍研读、翻译之路，在致敬先贤与经典、文化怀旧与传承之外，我们之所以强调理雅各在研读、翻译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典籍的实践中的态度和立场，是因为理雅各平等、不带偏见的态度，谦逊、谨慎的姿态，客观、包容的立场，对于今天习读“四书”“五经”，无论是那些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西方读者，还是早已走出古典、已与传统文化有了隔膜的中国读者，无疑都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