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肯定生命价值的立场出发，庄子一再突出养生、保身、全生对个体的意义。以人的社会行为而言，庄子要求人们在为善与为恶之间保持适当的度，而蕴含于其中的宗旨则是养生：“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3]“名”从属于外在的评价准则，对个体而言系身外之物；“刑”则既在社会法制的意义上表现为制裁的手段，又以个体的生命存在为否定的对象。按庄子之见，近名则累生，近刑则危身，一旦超越以上两端，则可使此身得到安顿。尽管“善”“恶”“名”“刑”本来涉及道德、法律领域，但在庄子的如上论述中，养生、保身却被置于较道德与法律义务更为优先的地位。换言之，不是伦理与法理，而是感性生命，构成了关切的首要对象。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庖丁曾将其实践智慧概括为“技进于道”，而这一智慧最后又落实于养生，庄子借文惠君之口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4]
生命存在首先与感性之“身”相联系，肯定生命价值，也相应地体现为对感性之“身”的关注。事实上，全生、养生、尽年所指向的，首先也是感性之“身”。《庄子·让王》篇曾以寓言的形式，记叙了魏人子华子与韩国之君昭僖侯的如下对话：“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5]这里对“身”（包括肢体）与天下做了比较，天下虽大，但相对于“身”或肢体（两臂）而言，它又显得微不足道：对个体而言，后者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意义。这一思路与前文“无以天下易生”的主张，显然前后相承。正是以“身”重于天下为前提，庄子将“治身”置于“治天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