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开始解释命运感在西方道德理想主义中的产生，我们显然必须解释基督教对它的特殊推动力。基督教为犹太教的公义观增添了一种前人所没有的传道热情。它用世界主义取代了犹太教较为狭隘的种族观。基督教的要求本质上不是为了获得与一种既定的神学信条相关的东西，而是为了获得与某种人类生活的道德理想相关的传道热情。无论基督教传到哪里，它最先要攻击的就是社会的错误，从来不对邪恶的社会习俗低头。这在过去乃至将来都永远是它不可抗拒的力量之源。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忽视存在于我们西方生活深处的灾难和创痛，也不意味着忽视体制化的基督教的许多缺点。我们要记住，按照基督教的教导，没有一个国家或文明可以有权被称作基督教的；按照基督教的本质（作为个人对神的经验），没有一种世俗的体制，包括教会本身，有充分的权力把自己称作基督教的。人们常说基督教始于西方的基督教化，甚至说始于基督教化本身，然而依据这些事实，这些陈词滥调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基督教是一切种族和国家的个别的人对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它的正当性在于它所表现的理想主义的公义，而不取决于有多少人或有多少群体接受基督教。这就是隐藏在西方人的理想的传道努力背后的令人信服的事实。正是这一点，胜过其他原因，赋予西方文化以命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