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精研佛典，通晓佛理，必然要将佛理引入玄谈，使玄学进一步佛学化。其时，与名僧交游，共谈玄理佛理的名士除了上述诸人之外，还有王导、王珣、庾亮、谢安、谢朗、王羲之、简文帝等人。可以说，东晋社会的几乎所有名士都通过清谈，与佛学发生着关系。
两晋之世，《般若》学盛行，《放光般若经》《道行般若经》等为名僧所推重，名士也多有研习，其内容也被引入清谈。《世说新语·文学》中就记载了名僧与名士共同谈论《小品》（即《道行般若经》）的故事。支遁、竺法深、孙绰等与一北来道人在瓦棺寺讲《小品》，道人屡设疑难，支遁辩答清晰，辞气俱爽。道人每辄摧屈。孙绰问竺法深：“你对《小品》的义理理解不在支遁之下，何以从风而靡？”支道林遂引用佛经故事，比喻自己义理深奥，竺法深不得不折服。竺法深对支遁的话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色。这个故事说明，佛学义理已成了玄谈的内容。
东晋时，小乘佛教的《阿毗昙经》亦弘传于江东，于是，也成了玄谈的品题。《世说新语·文学》中便记载了其时名僧与名士共讲《阿毗昙经》的故事。僧伽提婆与王珣、王珉等共讲《阿毗昙经》，提婆刚开讲，王珉便说都已明了了。王珣驳难，认为王珉之理解不过是大略而已，并未深得精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