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盟会内部的矛盾
同盟会自成立以后，历经共进会独树一帜、光复会重建及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等事件，在组织上逐渐趋于涣散状态。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同盟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以至于在如何应对时局及如何自处等关键问题上，同盟会内部的认识非常混乱。章太炎宣扬“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老革命党人刘揆一主张：“自今以后，务皆以提倡共和民主政体、组织中华民国政党为共同纯一之宗旨。凡从前所设立如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以及一切党会诸名义，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共建新猷。”对此，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也表示赞同，认为：“非有此种涵天盖地之识量，万不足以救党派分歧之中国。”宋教仁更是直接“主张解散同盟会另组政党”，“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这些关于取消同盟会和另组政党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使同盟会几乎面临解体的危险。
1911年12月30日，归国不久的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了同盟会暂行章程，并发表《中国同盟会意见书》。意见书承认了同盟会的涣散状态，“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号召党人加强团结，希望“吾党宜益广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惟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破之群”。同时还严肃地批评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言论，以为“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意见书还宣称同盟会应勇敢地承担领导革命的重任：“当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属？”该书重申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理想，“欲造成圆满纯固之国家，以副其始志者，则必完全贯彻此三大主义而无遗”。最后，意见书还表明了要在适当的时候将同盟会改为公开政党的意向：“俟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再订开全体大会，改为最闳大之政党，仍其主义，别草新制，公布天下。”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孙中山等同盟会最高层领导人试图重新振兴同盟会势力的希望及其努力的方向，应该说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但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