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布利施庭长一辩
宣读完判决以后，书记官已经在传讯另一个案子，几个看热闹的人和两三个律师离开审判厅。走出去的人对克兰比尔的案子都毫无意见，认为当然应该这么判，这种粗人肯定是会骂该死的母牛的。这个案子并没有引起他们多大兴趣，因此他们也不再想它。只有偶然到法庭来旁听的铜版雕刻家若望·勒米特先生在思考刚才的所见所闻。
他把胳膊搭在约瑟夫·贝巴雷律师肩上，对他说：
“布利施庭长值得称赞的地方，是他能够抵抗那种无益的好奇心的诱惑，克服知识分子那种企图无所不知的傲气。如果把警察马特拉和达维德·马蒂厄医生的彼此矛盾的证词对立起来，法官势必会走上一条到处布满疑团，步步无所适从的道路。运用批评的法则去审核事实的方法，同良好的司法管理之道是不可调和的。倘若法官不慎采用了此种方法，他所作出的判断就会受到他的观察力和品质的制约，而个人的观察力总是微弱的，人类的缺陷又是永远存在的。他的判断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呢?我们不可否认，治史的方法是无法使法官获得他所需要的确实性的。要说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瓦尔特·拉雷瓦尔特·拉雷(1552—1618)，英国政治家和航海家，1603年因阴谋推翻国王被囚禁于泰晤士河北岸的“伦敦塔”。的遭遇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