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义的卢梭与政治意义的卢梭不是一回事，却不能以此否认它们的联系，卢梭多变的风格是两类形象混淆的原因。关于如何变革旧制度，卢梭曾与资产阶级同列；而在资产阶级主导的工业时代，他又向往古典时代的静穆。面对荒诞的制度与奢华的欲求，他要回归质朴的生活，但在隐居的孤寂里仍念念不忘公共生活的乐趣。1767年回到法国后，他不时光顾巴黎的咖啡馆，筹划重新编排《乡村卜师》，希望再次听到曾经在枫丹白露宫里为他响起的掌声。革命家的理念同样多变，革命时代的民族心理表面上坚强，实则脆弱，但它用坚强掩饰脆弱，于是求助于已经故去的卢梭，并将其塑造成圣贤，在他的指引下打碎旧制度。卢梭的形象有如马克斯·韦伯的克里斯玛（Charisma）人格，因其对群体心理的感染力而有神秘特质，能激发追随者的情感依赖，乃至献身精神。韦伯的概念与卢梭的境遇不完全一致，他的荣耀是在身后，革命家以之为超自然的人，是获取政治主导权的策略，而非完全的情感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