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承认，对这个例子的充分说明需要比我这里所展开的更为详备的研究。它可能表明，我所说的绝对普遍性原则不再带有我想为它要求的确凿无疑的承诺。倘若如此，如果原则能保证它对承诺的接受，我对原则的陈述将需要一种弱化的限制——就下述而言的限制：一个非个别的普遍结论，尽管只在下述条件中：这个个别的普遍理论涵盖了如此大的人群，以至于说话者仅对他们发表判断就足够了，他不会再有在这个群体之外维护他的判断的想法。
我重复一下，我怀疑N国的领导是否想借助这样的普遍结论；如果确实想的话，他会这样引入和陈述：通过战争扩张疆域，征服者N国将迈出决定其福利的根本性的一步；N国应该采取类似的步骤，不管这对别国的福利有何影响。
被限制的原则使他在N国可以拒绝任何补充性的非个别的普遍结论。但必须记住，在N国反对其主张的那些人不会保持沉默。他们反对的理由不是说他违反了（被限制的）原则，而是原则之外的其他理由。因为这个原则，不管限制与否，与西季威克的原则一样，“都没有明确给出完整的指南”。
（九）
我相信，我的陈述足以表明，隐含的普遍性原则即使不被当作先验的和综合的原则，也可以得到说明。现在我来讨论它是否可以被貌似合理地看作——与一种略微修正的情感理论一致——先验的和分析的原则。价值判断的意义暗示了这个原则的意义本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