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书院教条鲜明地表明了他反对“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的腐败风气，主张树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学风。淳熙八年（1181年）春，朱熹又邀请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陆九渊在讲授中也反复强调教育士子不要追求“官资案卑，禄廪厚薄”，唯利是图的“小人”，而要做一个“专志守义”，“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的“君子”。这就是理学家所要培养的目标。
朱熹的白鹿洞学规，对当时及后代教育思想的影响甚大。如叶武子调彬州官学教授，“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18]；刘爚“迁国司业，请刊行所注《学》、《庸》、《论》、《孟》，以备劝讲，及白鹿洞规示大学”[19]。这是在当时。后世元、明、清三代的书院，也都奉白鹿洞学规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