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想使俄国的未来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波折”“痛苦”和“致命危机”，同时“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俄国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46]。
问题在于，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种“道德愤怒”和伦理原则上。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伦理原则以及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并不是所谓的人的本质及其自我实现的要求，而是与经济条件、历史尺度密切相关，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在提出“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的同时，马克思又提出“从历史观点来看”东方社会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的入侵。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属于先进的社会形态，东方社会则是落后的社会形态，并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