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族用刑，皆极严急。夫余之法：“杀人者死。又没入其家为奴婢。盗一，责十二。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尤憎妒妇。既杀，复尸之国南山上，至腐烂。女家欲得，输牛马，乃与之。”句骊：“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重者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反逆者缚之于柱，艺而斩之，籍没其家。盗则偿十倍。”百济：“退军及杀人者皆斩。盗者流，其赃，两倍征之。妇犯奸，没入夫家为奴婢。”均失之于严酷。岂殷代刑法，本甚峻急欤？
其兵，性质强悍，长于步战。而其好寇钞与否，则视其所居之地而殊。史称夫余之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而高句骊之人，则以“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闻；其地之肥瘠异也。东沃沮之人，“性质强勇，便持矛步战。”濊人亦“少寇盗，能步战。”盖诸国，皆处山险，车骑非所尚也。其械器亦颇修饬。如夫余“以弓、矢、刀、矛为兵，家家自有铠仗。”句骊别种小水貉，出好弓，谓之貉弓。濊人又能作矛，“长三丈。数人共持之。”已非浅演之群所能逮矣。
史称濊人“知种麻，养蚕，作绵布。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则其进于耕农，为时已久。又称夫余“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高句骊之俗，“节于饮食，而好修宫室。”则又非《孟子》所称“无城郭宫室”之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