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孙鹏程：《文学史教材书写中的言说方式转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1-30。
[57] 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318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8]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3版，2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9] 事实上，也有不少学者对文学理论教材的教学性质有较为自觉的追求。这里列举两例。姚文放曾在《进展与问题：1989—1995文艺学建设概观》中强调：“从编写宗旨来看，既然是为教学实践提供依据的底本，那么就务必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一是增强适合教学过程的可操作性，增加有助于教学双方交流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包括讲授、阅读、写作、辩论、评议等内容；二是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同时，以培养学生面对现象、解读文本的能力为重要目标，使之不是仅仅在概念和命题之间绕圈子，而是具备能够直接处理感性现象和具体文本的本领，以适应未来文化发展的需要。”高建平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有教学维度的考虑：“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搞一个包罗万象的文艺学？这显然是事关文艺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况且，教学是否需要一个成系统的教材，也仍然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编一套成系统的教材，固然是一种选择，但也可放弃单一系统，搞优秀论文选编或摘编，辅以提要性的说明。”参见《“新时期文艺学二十年”北京部分学者座谈会纪要》，载《文艺理论研究》，1998（4）。练暑生更是对学生进行调查，并写出简单的调查报告。参见练暑生：《关于文学理论教材学生反映情况的调查》，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2）。我们认为，在编写文学理论教材时虽然要尊重学科本身的逻辑，但实在也应该多考虑一下学生的接受问题。我们恐怕比较忽视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