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楼的顶上有一间晾衣服的阁楼，还有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的两间卧房。
除了七个寄宿的房客，伏盖太太旺季淡季统扯总有八个法科或医科的大学生，和两三个住在近段的熟客，包一顿晚饭。可以容纳一二十人的饭厅，晚餐时坐到十八个人；中饭只有七个房客，团团一桌的情景颇有家庭风味。每个房客趿着软鞋下楼，对包饭客人的衣着神气，隔夜的事故，毫无顾忌地议论一番。这七位房客好比伏盖太太特别宠爱的孩子，她按照膳宿费的数目，对各人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像天文家一般不差毫厘。这批萍水相逢的人心里都有同样的打算。三层楼的两位房客只付七十二法郎一月。这等便宜的价钱（唯有古的太太的房饭钱是例外），只能在圣·玛梭城关，在产科医院和流民习艺所中间的那个地段找到。这一点，证明那些房客明里暗里全受着贫穷的压迫，因此这座屋子内部的悲惨景象，在住户们破烂的衣着上照样暴露。男人们穿着说不出颜色的大褂，像高等住宅区扔在街头巷尾的靴子，快要磨破的衬衫，有名无实的衣服。女人们穿着暗淡陈旧，染过而又褪色的服装；戴着补过的旧花边，用得发亮的手套，老是暗黄色的领围，经纬散率的围巾。衣服虽是这样，人却差不多个个生得很结实，抵抗过人世的风波；冷冷的狠巴巴的脸，好像用旧而不再流通的银币一般模糊；干瘪的嘴巴配着一副尖利的牙齿。你看到他们会体会到那些已经演过的和正在扮演的戏剧——并非在脚灯和布景前面上演的，而是一些活生生的，或是无声无息的，冰冷的，把人的心搅得发热的，连续不断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