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从现代跨越到当代，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和拨乱反正的新时期，端木蕻良都在不停地耕耘。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在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题材领域涉猎和延伸，可以说端木蕻良是一个多面手。1949年以后，端木蕻良努力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只是在宏大的文学潮流和意识形态的复杂规约之下，端木蕻良的文学才华和艺术成就被长久掩盖。端木蕻良的文学宽度与他的人生经历与素养有密切关系。东北流亡作家这一群体带有鲜明的流浪色彩。“九一八”以后，他们离开家乡，辗转各地。从地域上来看，端木蕻良的创作伴随他一生的辗转。天津、上海、青岛、重庆、香港、桂林、北京……所到之处，留下人生足迹，也留下创作轨迹。同时，端木蕻良从小就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这种吸纳对端木蕻良文学宽度有着积极影响。端木蕻良的文学宽度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展示上。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表现社会生活的领域上，端木蕻良试图表现社会生活的广阔层面，他十分欣赏托尔斯泰式和巴尔扎克式的宏阔，因为“叙述我们这个时代，宽度非尽量展开不可”[2]。端木蕻良不仅力图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笔下的各类人物的刻画，文字触及社会生活的角度非常广泛。端木蕻良笔下的人物众多，有农民、地主、妇女、知识分子……端木蕻良不局限于某一类型人物的创作，而是将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这也增加了文学表现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