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年史学的种种进步，归根结底，历史观的进步是最显著的进步。20世纪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表现为两个发展阶段，即从古代历史思想之积极成果——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史学发展上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而后者则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那么，为什么说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呢？首先，在悠久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是，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根本性质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其次，20世纪的中国史家十分自觉地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如“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认为：史学即“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于是便产生了“历史哲学”，“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这样，他就把“公理公例”、“历史哲学”同“良史”直接联系起来了。又如从疑古走向考信的顾颉刚，在他于1945年所著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的“引论”中，对“民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之进步的原因做分析时，也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要性，他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的评价，比之于梁启超之限于“良史”的判断来得更加广泛。再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郭沫若，在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中不无针对性地指出：“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3]其锋芒自不在梁启超之下。最后，历史观的进步与变革，是历史学在其本质属性上的进步与变革。李大钊曾撰《史观》一文，指出：“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4]他在另一篇论文《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还说过：“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5]他的这些论述，一则表明了历史观是不断发展的，二则表明了历史观决定着史学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