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汉章帝在正经义、制汉礼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召开御前会议的方式，由各方面人物讨论《五经》经义的异同，最终由“帝亲称制临决”，即由章帝本人裁决学术思想文化的是非高下。这种仿照其先辈汉宣帝主持石渠阁会议并由宣帝“亲称制临决”的做法，无论其方式和思想实质，都如出一辙！不难看出，从武帝举贤良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宣帝石渠阁会议“上亲称制临决”，再到章帝白虎观会议“帝亲称制临决”，显示了汉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建构新型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对于礼治模式建构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出汉代最高统治者运用行政力量干预学术思想文化，利用儒家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征。政治利用学术，学术被政治利用；政治家对儒学实行为我所用的方针、思想家自觉不自觉地参与现实政治的运作，以求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是汉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显著特点。当然，这也是秦汉以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白虎观会议的最终成果是《白虎议奏》和《白虎通义》。《白虎议奏》已经失传，《白虎通义》由班固整理编辑，流传至今。《白虎通义》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对董仲舒以后的今文经学，以及哀平以降的谶纬神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理论作了总结和发挥，并重点论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合理性和神圣性。该书虽仅以43条名词的汇集解释来说明问题，但其内容却十分繁杂，本质上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具体阐释和明确规定。它援谶入经，使谶纬和今古文经学融为一体，确立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重心的“三纲六纪”的封建道德观，封建伦理纲常从此实现了系统化、绝对化和神圣化。《白虎通义》的这些观点和论说，是对宣帝石渠阁会议关于礼问题的讨论的深化。石渠阁会议讨论的礼的主要问题有丧服、谥法、祭祀、宗庙、继嗣、乡射、大射等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礼。研究礼学的专家认为，这场讨论“为汉代礼制的完备，进一步奠定了基础”[173]。其实，阴阳五行理论、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等，早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那里，就已提出，只不过《白虎通义》进一步把它系统化、礼仪化了。特别重要的是，《白虎通义》更为明确地从礼治建设的层面，从纲常名教入手，拓展并深化了董仲舒的相关思想。这种拓展和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借助政治力量使纬书法典化、礼典化[174]，经纬合一，经学神学化、神学经学化，儒学的宗教特点和功能明确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