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两道运河，我转了个弯，走向一座教堂。那里有十几个人坐在地上，都是带着伪装的伞兵，两个军官正在查看一张地图。当我走过去时，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其中一个背着长天线对讲机的人说：“我们现在可以前进了。”于是每个人都站起来。
我用糟糕的法语问他们，是否能跟他们一起走。这场战争有一个优点，一张欧洲人的脸在战场上便是通行证：一个欧洲人不会被怀疑是敌方的间谍。“你是谁？”那个中尉问道。
“我在写这场战争。”我说道。
“美国人？”
“不，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但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的话……”他开始动手摘下他的头盔。“不，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者戴的。”
“随你的意思。”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列纵队出发，由中尉带领，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背着对讲机的士兵跟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并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炸开了。我们在另一座教堂后面与一些人会合，现在我们大约有三十人了。中尉的手指敲在地图上，低声对我解释说：“报告说有三百人在这个村落里。也许是为了今晚的行动在这里集合。但我们还不清楚，目前还没人发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