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文化亦然）靠其边缘发展的理论，事实上也得到了巴赫金学派的呼应和赞同。巴赫金认为文化的本质在于与其他文化交界的边缘地带，这一思想得到了当代一些文化学者的响应，如洛特曼、阿维林采夫等。[115]巴赫金的自我与他者论，沃洛希诺夫的“他人言语说”等，都包含了边缘发展理论。
从今天的观点看，巴赫金那些零星片断的论点，只有把它们放在由俄国形式主义、穆卡洛夫斯基的布拉格学派以及洛特曼的塔尔图学派对话的大背景下，才得获得真正的理解。而对奥波亚兹陌生化说的争论，就是判别其相互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厄利希指出：
某些形式主义学派的同情者们认为，奥波亚兹文学史理论的片面性仅仅只是个例外。维克多·日尔蒙斯基就是这样的同情者之一……他承认什克洛夫斯基的“自动化”说很实用，但对解释文学流派的演替来说却不尽恰当。……日尔蒙斯基争论道，由于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所以，文学的演变就不能被解释为一种纯粹的文学现象。他断言艺术形式发展和其他文化领域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根本不可能予以规避的问题。况且对比或审美多样性原则对于完整解释文学的发展而言乃是一个十分消极的因素。艺术形式逐渐凋萎论可以解释为是针对旧形式的一种反应，但却不是新形式的性质；它可以解释发生嬗变的必要性，却无法说明嬗变发生的方向。后者取决于一个时期的整体文化氛围和时代的特征，它们往往会在文学及其他文化领域里得到表现。例如，18世纪末反抗古典主义的暴动即可归因为古典主义风格的“日益僵化”。但这次暴动采取了浪漫主义形式这一事实，却应归咎于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崛起，它在艺术及其他文化领域里涌动并且寻求着表现。[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