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崔浩国史冤狱
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上，崔浩国史案是一桩最大的冤狱，《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卷四十八《高允传》详细记载了事情的经过：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命崔浩监秘书事，负责续修国史，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并下诏说：“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在续修过程中，《太祖纪》仍沿用早年邓渊旧作，《先帝纪》和《今上纪》由崔浩和高允共同撰写，而以高允执笔居多；崔浩作为总编，主要做些“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书名不变，仍称《国记》。
《国记》完成后，惯于向崔浩献媚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并同时刊刻崔浩所注《五经》，崔浩立即采纳，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赞同。于是大兴工程，在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郊的天坛东三里处，建造了一个《国记》和《五经注》的巨大碑林，方圆130步，前后用工300万人才告完成。由于《国记》“尽述国事，备而不典”，石碑又都立在通衢大道上，引起过往行人议论纷纷。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气恼，一齐到太武帝面前告状，指控崔浩“暴扬国恶”。太武帝大怒，下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等，审查其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