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盘山碰上了叫花子，拿着呱嗒板儿，赤着脚，边走边跳边唱，给我印象很深，唱的是民歌。我是随处搜集资料无处不留神的，这首民歌叫《花子》。山路难行车，有一段人下来走，都能跟得上汽车。上了山就是华家岭，很高的山上，这一带很荒凉，老百姓极穷。路上很不平安，有土匪出没，过路汽车常被土匪抢光。我们在华家岭又住了一天，住在老乡家里，吃的面没油也没盐。一个小脚女人跪着走路，面里头只放些辣椒面，做得很难吃，那个妇女有三十多岁。离开华家岭，第二天就到了甘肃兰州。我们都住在王德芬家里。那时候有个白危，是在上海认识的小说作家，上海抗战时，他是个机枪射手。白危当时跟王德芬的姐姐王德谦有点儿恋爱关系，就这么个关系住在王的家里。去兰州的关系都是白危牵的线。到兰州的第二天，我们到民众通讯社找丛德滋去玩，也是白危带我们去的。那两个国民党电台的人也到丛德滋家里去了，名义上是找我们去玩，可是一到丛家，就被丛领到一个小屋子里谈上了，这件事不是很怪的吗？真奇怪！隔了若干年后，在“文革”前有一天，来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到家里找我，自我介绍说他叫丛甘，是丛德滋的儿子。他的父亲已经死了，要成立纪念馆纪念他，来搜集他父亲资料的。我说：“我是非党员，没有资格回答你这个问题呀！”我问他：“你父亲在党内做什么工作？”他告诉我是搞秘密电台的，专门跟苏联联系的，直接由谢觉哉领导。前后一贯联起来，才在我的脑子里想到国防部的那两个电台人员和丛德滋的情况，解开了这个多年的谜。就在这之后不久，湖南又来人外调，我回答说有那两个人，不知道姓名。外调人员说：“他俩要求入党。”其实说的是假话。在这前几天，王德芬到家里来，才知道那两个人是烈士。原来我讨厌的那两个“国民党”的电台人员是共产党啊！“文革”期间，甘肃有人来外调，说丛德滋后来去延安了，问我：“你知道不？”我说：“完全瞎扯！你这个材料是假的，是从国民党那方面得来的。”我告诉他：“什么丛去延安，他是让国民党特务给弄起来了，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特务下毒药给毒死的。”因为我已听丛甘说过这件事。说他父亲牺牲后，国民党特务追捕其母子，他和他母亲跳了火车，他的手骨至今还留下残疾呢！所以我说：“这件事情要查清必须找谢老（谢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