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说去，文人最怕什么，一怕生不逢时，二怕短命归西，后者比前者犹甚。龚自珍为什么不走运，就是这两怕，都赶上了。既没有碰上赏识宠遇他的皇帝，也没有碰上恩渥宽限他的阎王，一口气上不来，不明不白地暴卒了。所以，反右和“文革”期间作家的自杀率，比之东洋，比之西洋，要低得多的原因，不是他们的生命特别结实，而是相信生不逢时犹可待，一命呜呼全玩完，再好的死，也不如再赖的活。
这就是中国文人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看起来，大家都并不傻，即使傻，也是装傻，只有像老舍先生、傅雷先生少数几个人，才迂腐得实在想不开，走上了绝路。龚自珍和我们后来人一样，也是活得很聪明的中国文人，有贵妇可以勾搭，他绝不缩手；有考官总不赏脸，他绝不上吊；有女人送他栀子花，他绝不推却。上帝总是把后背对着他，从未向他展现过笑脸。这个倒霉蛋，尽管非常有才华，有学问，有抱负，有志向，却一直受到冷落，整整五十年。他在《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词中，就形象地描绘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生存状态：
绣院深沉谁是主，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
花开得再美丽，开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除了孤芳自赏外，焉有他哉？而且又很快地“林花谢了春红”，龚自珍的一生，够不振作的；但是，他不气馁，而且他压根儿并不想死，他说过：“予之身世，虽乞籴，自信不遽死。”暴卒，硬是别人强加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