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史迪威清醒地知道：“此后，战役的目标变成了维持基本的生存。战线已变得无法收拾，毫无重新构立的可能。盟国军队的指挥问题已变得很简单，就是要在侧翼的日本人截断他们的退路之前，通过铁路撤向曼德勒和密支那。”
也就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史迪威于四月十六日给他夫人写信时，第一次明确地承认：“我想，我们即将溃败。”我们可以设想，他满怀打败“日本狗杂种”的坚定信念出使中国，又衔命中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长官，风尘仆仆地赶到缅甸前线，想在印度支那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战绩来，但仅仅是五十五天的战场较量，就无情地宣判他第一次指挥缅甸作战完全失利。这种结果以及悲哀的前景令他痛苦，也必然使他异常愤怒，充满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报仇雪耻的心情。
史迪威作为一名军事战略家，不但看到了“缅甸仍然是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主要走廊，而且他深信，中国必将成为对日作战的最后战场。他希望有一天他能率领中国军队，在美国部队的参与下，结束这场战争”。也就是在四月十六日这一天，他在经历了这一连串的失败的过程中，终于悄悄地制订完了重新打回缅甸的作战计划，并派亲信送往重庆，面呈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