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京味小说作者不但由有关文学传统中发展出上述知识趣味，而且表现出追索渊源的浓厚兴趣。说世态，尤其说风俗，往往追本溯源，务要打“根儿”上说起。这里或许有世事沧桑在京城居民这儿培养起的历史意识、时间意识？具体“趣味”又因作者而互有不同，比如邓友梅作品的注重情趣，与刘心武作品的某种文献性、资料性。刘心武在其《钟鼓楼》中，考察北京市民的职业状况和行业历史、从业人员的构成，举凡营业员（“站柜台的”）、三轮平板车工人、旧中国的职业乞丐（“丐帮”），以及有关人员解放后的职业流向，如数家珍，较之老舍对北京洋车夫状况的介绍，更追求社会学的精确性。老舍着重于人物的职业性格、气质，也即“职业文化”。他总能由形及神，由外在状貌达到内在精神，对于有关材料，不是作为事实材料，而是作为小说材料处理的。刘心武则诉诸解说、分析，表现出有意的“研究”态度：北京市民职业考，或北京市民职业分布及演变研究，一派庄重谨严的科学论文文体风格，是“非小说”的社会考察，而不是结构化的小说内容。同书还以类似态度考察北京人的“婚娶风俗”及四合院的建制、历史沿革。即使对于人物，刘心武也会显示出类似态度，比如“北京人心态研究”，且通常都追究到人物的身世、经历，以及环境的变化等等——一种求解的热情；却又会因单一的历史追究而致浅化。因为世间的事物并非都能由历史考察中求解的，而“解”也通常非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