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译作中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译者的印记，但译者的主体性不应当凌驾在作者的主体性之上。西方的一些文学理论、翻译理论批评家提出“作者死了”这样极端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观点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和阅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但同时却否定了译者理解作者的可能性。“前见”并不能否定译者与作者能够达成心灵上的默契。从审美经验来看，在文学作品的欣赏中，如果肯定原作者是“意在笔先”的，是带着“情志”去创作的，那么审美意象的塑造就是作者情志之外在的体现，所谓“视之不见”却“心有所感”。就审美感受来说，译者当然可以与作者“同气相求”。毕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红杏枝头春意闹”带给人的审美感受是不同的。所以译者的创造性是有限的，而不是任意的。
[1] 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载《闻一多全集》第二册，28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2] 闻一多：《古典新义·庄子》，载《闻一多全集》第二册，28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