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端木蕻良1981年除夕致夏志清信，载《端木蕻良文集8》（下卷），北京出版社，2009，第292页。
[2] 端木蕻良：《科尔沁前史》，香港《时代批评》半月刊1941年2月16日第3卷第65期。
[3] 端木蕻良：《我的中学生活》，北京《中国校园文学》月刊1992年第2期。
[4] 端木蕻良：《“五四”和我》，上海《新民晚报》1997年5月4日。
1925年（13岁）
阅读了二哥寄来的陈贤祥的《新教育大纲》，受到启发，开始在曹氏大家族里走动，并接触社会，了解汉、满、蒙古、朝鲜等各族、各阶层的人物及白俄、日本浪人的生活，了解家乡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方面面，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1926年（14岁）
昌图发生白喉疫情。端木蕻良回忆道：“家乡发生了疫情——白喉，先是妹妹染上了，急忙打电报给在天津的哥哥速寄特效药来。但没等药到，妹妹就死了，埋葬她时，我拉着她手不放，母亲好不容易把我拉开。没两天，父亲也染上了白喉，同时还得了‘丹毒’，很快就去世了。接着我和小姑也染上了白喉，我拒绝吃家乡的汤药，只吃西药，幸亏这时哥哥们从天津回来奔丧，带回特效药，才使我和小姑得救。”[1]父亲去世后由于家境困难，大哥曹京哲中断了在北京民国大学的学业，回家操持家业。其后几年在北京、乐亭、绥远等地工作挣钱，维持家业和资助弟弟们的读书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