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鲁迅的文学创作一直面临着一种言说的困境，他在《野草·题辞》中曾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2]他认为在运用语言表达自己和世界的时候往往陷入了一种悖论，所以他只能不断地通过小说、散文诗、随感杂感等不同的文体以及从不同的领域选取题材来寻求最佳的表达方式。早在创作《呐喊》的时候，鲁迅就已开始关注古代神话传说等题材，试图在创作上寻求新的突破。他说：“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13]而《故事新编》的创作其实就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再阅读、再创作、再想象的过程，也是鲁迅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价值资源的一次努力”。[14]不过，面对被蒙蔽的历史和断裂的现实，如何做出自己的阐释，以及用何种方式做出阐释，这都是鲁迅在《故事新编》中要努力实现的突破。正如詹姆逊所说：“尽管我们说要抓住历史变化中的环境、打破旧有的关于变化的叙事形态、并着眼于活生生的事物间的矛盾，但这一切没有一样是实物。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怎样描述这些事物，怎样为你的意识找到一个模型。寓言就在此刻出现。它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强调环境，环境却并不是一个实在之物供我们简单地‘再现’。即使我们信奉叙事，叙事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说世界自有其叙事结构不等于说你能够以一个小故事就把它说得清清楚楚，不等于说世上有现成的表现技巧可供人调遣。同样，重视矛盾并不意味着矛盾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或我们可以画出一幅矛盾的图示。”[15]显然，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和把握深层的现实对所有创作者来说都是有着一定艰难性的，但是寓言以其自身的特征成为揭示历史与现实相纠葛的最好的表现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