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重情轻理。情感是文学的生命，这一点，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传统，刘勰说：“情者文之经”，可以说是总结了一条创作的规律。创作要有感而发，不能无病呻吟，这也是古人反复谈到的，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都强调情郁结于心而生诗文的问题。李贽继承这一传统，他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