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南方国会亦强烈反对以解散国会作为与北方妥协的筹码。4月18日，广州旧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发表通电声明：“今兹之役，既以毁法启其端，当以复法为其钥。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实为和议中之根本问题，若不待完满解决，则其他问题纵能如我要求，亦不过敷衍苟且，决非长治久安之计。我辈既以护法为职志，对于法律问题，非一致主张，坚持到底，诚恐稍纵即逝，致违初衷。”广州旧国会以“护法”为职志，名义似正大光明，但实际亦有其自身之法律问题和利益所在。旧国会于1917年8月在广州复会后，因议员人数不足，只能开非常会议。1918年6月12日，非常国会决定改开正式会议（第一届国会第二期会议），但出席议员数只有240人，远不足议事法定人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广州国会以议员逾期未到任为由，分批解除了109名参议员和216名众议员共325人的议员资格，以在粤候补议员递补，使参议员人数达到212人，众议员人数达到310人，议员总人数达到522人。姑无论以少数议员（不到300人）的动议可否解除多数议员（超过300人）的资格，即便是在递补议员之后，广州国会议员总数（522人）仍未超过第一届国会议员总数（870人）的2/3（580人），不能决定诸如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等重大问题，故即就法理意义而言，广州国会亦难认为“正式”，而只能以“非常”视之。再就递补议员而论，因为南北分裂的现实，递补非严格按程序按次序进行，亦未必符合法理标准与规则，他们在旧国会完全恢复后的议员资格且成问题，这也是他们强烈主张以现有广州国会为唯一“合法”国会的缘由所在。于此亦可知，既存之政治机构或多或少都已成为具有自适应性的利益集团，必然具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冲动，而高妙的政治言辞往往不过是现实政治利益的包装而已，广州国会亦非完全例外。以北方代表朱启钤的观察，南方代表唐绍仪似倾向于作一定妥协，因为北方“对于国会问题屡屡表示决绝态度，故恢复民国六年国会之主张，亦知其难。又知国会在广州开会，人数日益寥寥，补选制宪，决办不到，故对于国会一事，益觉束手无策。此后会议国会问题时，究竟如何情形，现实不能预定。微窥其隐希冀之心甚切，而又不敢放胆做去。”而广州军政府的领导人如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等，虽不特别看重旧国会，但“护法”是他们政治自立的号召，国会是他们与北京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不便轻易放弃，故其对旧国会议员反对和议的主张亦只能暂为迁就。因此，“国会问题不能解决，则其他问题讨论审查即有结果，亦属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