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在此又一次熟练地运用了鲁迅常用的“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人物刻画方法，将这个“不知亡国恨”的“商女”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是骆宾基的笔并没有停下，因为在由于国恨而背井离乡、投入创作、参加革命的骆宾基看来，一个没有“国恨”的人必须要给予最无情的打击。于是他又在玉芳的面具上深深地戳了一个大窟窿。他写道，吴玉芳连骂人都要用日语了。
骆宾基之所以写了这么一个有些极端的知识女性，其用意十分明显，他是在给那些甘于或无意，甚至被迫走上“准汉奸”道路的人一记重拳，同时也是给麻木、畏缩、自私、怕死的甘于做亡国奴的某些中国人敲响了警钟：如果不赶快觉醒，吴玉芳后来其父死去、自己也“一天到晚寂静地坐在家里，不爱说话了……只是一个人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叹气”的结局就会落在自己的头上。
无知者愚昧、愚昧者麻木、麻木者沉沦，这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弱小者悲剧者命运的发展线索，贯穿在鲁迅以含怒的讥讽刻画出的“不争”的人物体系中，同时也是在骆宾基笔下不幸的悲喜剧形象里所经常出现的。两相比较，一方面说明青年作家深受大师鲁迅的影响；一方面也表明了他们同样经历着苦难的现实，因而他们笔下所摹写的也正是他们“眼中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7]。正是基于对人生的相同感受，骆宾基才继承和发扬了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将中国新文学中反对封建愚昧、揭开现实疮疤、批判国民劣根性、寄希望于未来的历史重担承接过来，并以他自己不懈的努力和追求，丰富了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悲喜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