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高永信把这个球踢给他了，他不接招已经不行，只好再把球踢给他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何东阳说完这话后，心里不觉一喜，他为自己能机智地应对感到非常自得。没想到这个高永信也不是省油的灯，唯唯诺诺了几声后，又问他：“是不是再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何东阳有点儿火了，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说白了，岂不是有合谋之嫌？当下属的没有一点儿承担精神咋行呢？便生气地说：“信访办主任是你还是我？这样一件小事都处理不好？还要问我吗？”这句话可能说得有些重了，只听高永信在电话那头连连应声：“好好好，我处理好就是了。”挂了电话，何东阳长出了一口气。他知道，高永信的心里一定很委屈，但没有办法，有些事明明知道那样做会伤害到别人，还得那么去做。当个体与社会发生对峙的时候，他必须要服从大局，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得那么去做，否则，他的权力就会受到挑战。
后来，高永信再也没有向他说过李疯子的事，他也没有再问过，他知道李疯子又进了疯人院，但却不愿意从高永信的口中听到这一事实，有时想起，心里总是感到有些不安。对于李疯子，何东阳只见过一面，那还是多年前他在县里工作的时候。一次他来市里汇报工作，在一位领导的办公室碰到了李疯子，李疯子正给那位领导大谈煤气工程的内幕。领导看到他来了，就将李疯子支走了。何东阳不知情，对领导说，是不是我影响了你们谈话？领导说，你来得正好，那是李疯子，尽说些不着边际的瞎话。在何东阳的印象里，李疯子戴着一副眼镜，很像一位有学养的人，怎么就是疯子呢？后来，他从县里调到了市里，在一次闲聊中才知道李疯子已经被送进了疯人院。